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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 李商隐与杜牧的文学成就究竟谁高谁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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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于:2015/5/31 10:39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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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子星座”:杜牧与李商隐



在源远流长、人才辈出的中国乃至世界文学、文化史上,有一个很奇怪也很神奇的现象,那就是“双子星座”。在所有的“双子星座”中,大家一般还是认为,不管他们两人在整个时代、民族中的成就、地位的情况如何,也许有些相对更高一点、有些则略微低一点,但在他们两人自己之间,是平分秋色、不相轩轾的。只不过,他们或如气息淡雅之兰草、或如香味浓郁之菊花,在风格、见解、特长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而已,比如说中国诗歌的两大顶峰、唐朝大诗人李白与杜甫。对此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了。但是,在对“小李杜”即李商隐与杜牧的评价上,我们至今还保持了不公正的观点。笔者多年来查阅过大量文学理论著作与文章、文学史资料与教材,以及从读中学到读大学的授课教师,都认为李商隐要比杜牧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更高些,也就是“抑杜扬李”论。可笔者今天要为杜牧“翻案”,笔者认为,尽管“小李杜”不如“大李杜”的成就伟大、地位崇高,但在“小李杜”两人之间,这种差别不应该存在,他们也是一对“双子星座”,彼此是不相上下的。下面笔者就分几个方面表明自己的看法。这是抛砖引玉,特为向诸大方之家请教。

当然,笔者还要先作一点说明,从古至今,李商隐能够为那么多人,特别是学者、作家们所推崇,的确有其非凡之所在,值得推崇。无疑,相对杜牧而言,他的诗作在艺术手法、审美价值、语言表现力等因素上要略胜一筹。但是,要从总体上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 尤其是像杜牧、李商隐这样数量并不多的大作家,光靠其作品的艺术水平还是远远不够的。笔者认为,无论从其人其文来看,杜牧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特点,不会逊色于李商隐,所以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也不应该比李商隐差。

首先,就其人来说,作为文人的李商隐也许比杜牧生活得更纯粹、更审美,不做“金龟婿”,冷眼看红尘,淡泊功名,清静处世。他博学强记,好读书翻典,时人送其外号“獭祭鱼”。他的作品更多见的、写得更漂亮的还是个人述怀诗与情爱诗,比如他两首著名的《无题》:“昨夜星辰昨夜雨,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《锦瑟》: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年华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《夜雨寄北》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同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当然,他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,25岁时写的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中有“依依过村落,十室无一存”之句(此诗稍有史诗之味,虽波澜曲折不及杜甫,可涵盖面更广),《北齐》中有“小怜玉体横陈夜,已报周师入晋阳”之句,《隋宫》中有“春风举国裁宫锦,半作障泥半作帆”之句;他曾经也有建功立业的抱负,如26岁时写的、为王安石称赞过的《安定城楼》中写道:“贾生年少虚垂涕,王粲春来更远游。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。”并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叹:“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(《贾生》)不过,随着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望,关怀现实的篇章大大减少,他更多的还是忧郁感伤、颓唐自放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(《登乐游原》)这一片转眼就要消失的夕阳,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,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。还有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残荷听雨声”(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》),“客散酒醒深夜后,更持红烛赏残花”(《花下醉》)等,表现的是一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。作为文人,这样的人生观、世界观也许无可非议;但是,相对而言,他毕竟要比杜牧脱离社会、逃避生活。

杜牧则不同,爷爷曾贵为大唐朝廷的相国,他的功利观一直很强,面对当时朝廷的种种内忧外患,属意于经国济世,有中兴大唐的志向,“平生五色线,愿补舜衣裳”(《郡斋独酌》);秉性刚直有奇节,不为龌龊小谨,文武全才,读书时注意“治乱兴亡之迹,财赋兵甲之事,地形之险易远近,古人之长短得失”(《上李中丞书》);喜欢论政谈兵,不时有远见卓识,作《原十六卫》、《罪言》、《战论》、《守论》,又注《孙子》;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。他在《早雁》中托物比兴:“金河秋半虏弦开,云外惊飞四散哀。仙掌月明孤影过,长门灯暗数声耒。须知胡骑纷纷在,岂逐春风一一回。莫厌潇湘少人处,水多菰米岸莓苔。”忧念因回鹘入侵而仓皇南逃的人民。他在诗歌中反映中晚唐之际藩镇割据、边患频仍、民不聊生的事实:“夷狄日开张,黎民愈憔悴。”(《感怀》)“太守政如水,长官贪似狼”(《郡斋独酌》)。他曾经担任过史官,又关注历代兴亡的教训,所以有不少评论史事、针砭时政的怀古咏史之作,如他著名的两首绝句《过华清宫》(“长安四望秀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)与《泊秦淮》(“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)。他的散文也是“多切经世之务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51),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;特别是名篇《阿房宫赋》为“宝历大起宫室,广声色”而作,总结秦祚短促的教训,用以讽喻现实。所以说,尽管他比较功利,个人的表现色彩比较明显,但他的社会责任感、历史使命感也很强。从这一点说,他受孔孟儒家的影响更大,而李商隐则受老庄道家的影响更大。

还有,据史书记载,杜牧的人格不大高尚,有“狎妓”之弊,放荡形骸,纵欲青楼,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。这是事实,杜牧无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辩解。而李商隐做得略好一些,他的生活方式更朴素(但他也有少数狎妓调情之作)。我们后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作具体分析。对酒狎妓,这是唐宋文人中流行的坏风气,杜牧亦难拒其惑,征歌饮酒、寻欢作乐、声色犬马,过着颓废糜烂的生活。他的《遣怀》、《赠别》、《叹花》等诗,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记录。这些作品为后代大量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,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,影响很不好。但杜牧与我们当今无数的有权、有钱之人成天泡“三陪女”、“包二奶”、“养小蜜”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。

第一,杜牧是真心喜爱那些色艺双全、只因生计所迫无奈卖身的青楼女子,而不是仅仅占有她们的肉体、蹂躏她们的身心。他同情她们,他尊重她们,所以她们也很敬爱他。如他在《遣怀》中所写:“落魄江湖载酒行,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十年一觉扬州梦。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《赠别》(二首):“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“多情却似总无情,唯觉樽前笑不成。蜡烛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。”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:“青山隐隐水迢迢,秋尽江南草木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这些诗虽然思想意义不是很高,却饱含深情,画面美好,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,绝非一般庸俗的“性爱之作”可比,所以才能流传千载,成为名作。第二,杜牧怀才不遇,远大理想难以实现,对社会不满,心情郁闷无法排遣,只好在饮酒作乐中发泄一番。钱基博也说他的这些诗作“藻丽茂典之什,而有感喟苍凉之意,所以丽而不缛,气能运藻;盖得杜甫之风调,而衍其瞻丽者也”。第三,作为诗人,杜牧在与这些有一定的才学、又比较聪慧的风尘女子交流时,既可以得到创作灵感,又能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,何乐不为?据说其中一个名叫张好好的才妓,对杜牧的文学事业曾有很大的启发与帮助。

我们再从两人的作品来比较。先看思想内容。要说杜牧的诗文比李商隐的诗文更注重思想性,恐怕谁也不会否定。相对而言,李商隐更多的是在艺术审美上下工夫,意境幽微、意象奇特、手法新颖、文辞瑰丽,但题材有限、视野狭隘、缺乏政教、格调不高。当然,他也有一些政治诗、述怀诗,但他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那些爱情诗,独具特色,“巧用文字,务为妍冶”。这类诗作或名《无题》或取篇中两字为题,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。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解释说:“为芳草以怨王孙,借美人以喻君子”(《谢河东公和诗启》);“楚雨含情俱有托”(《梓州罢吟寄同舍》)。如《无题》系列、《锦瑟》、《嫦娥》(“云母屏风烛影深,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)等等。这些诗歌中交织着他对爱情的希望、失望、乃至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,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既向往爱情、又对封建礼法存在重重顾虑的隐秘难言的思想特点。

杜牧则比较重视文学事业的社会意义,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情感,更关注现实、关心民众。前文提到,他的《感怀诗》就是写于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之时代背景下,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、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,很想为国家做一点事。《郡斋独酌》则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:“岂为妻子计,未去山林藏?平生五色线,愿补舜衣裳。”又如《河湟》一诗:“牧羊驱马虽戎服,白发丹心尽汉臣。惟有凉州歌舞曲,流传天下乐闲人。”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例,对朝廷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,表示无限的忧愤,心情沉痛。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,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传来的歌舞。《华清宫诗》:“雨露偏金穴,乾坤入梦乡”,也有异曲同工之意。诗歌《早雁》则用比兴手法,以大雁象征边地人民。那些在回鹘侵略践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,与惊飞四散的哀鸿并无两样。作品中既表现了作者对难民的体贴同情,也暗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漠不关心。这几首诗的思想内容与现实背景,和白居易的《缚戎人》、《西凉伎》是相近的,只不过他用的是近体,写得更“简练浑括”。他的咏史诗,如前面提到的《过华清宫》,就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。它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,含蓄而有力地讥笑了晚唐王朝的荒淫享乐。其创作意图与他因不满“宝历大起宫室、广声色”而写《阿房宫赋》是完全一致的。而他另外的一些咏史诗,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。如《赤壁》: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《乌江亭》:“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创议论。

杜牧作诗非常看重思想内容。他在《答庄充书》中认为文章应该“以意为主,以气为辅,以辞采章句为兵卫”。他很推崇李白杜甫,指出“李杜泛浩浩”,“杜诗韩笔愁来读,似倩麻姑痒处搔”。他在《李贺歌诗集序》中一方面肯定李贺的作品是“骚之苗裔”,同时又认为他缺乏《离骚》那种“言及君臣理乱”,“有以激发人意”的思想。他在《献诗启》中说他自己的创作是“苦心为诗,本求高绝,不务奇丽,不涉习俗,不今不古,处于中间”。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。

再论艺术水平。笔者已经承认,从总体上看,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手法、审美价值、语言表现力等方面的确要比杜牧略胜一筹,想象丰富、修辞多样、意象新奇、辞藻华美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称他的诗“深情绵邈”,婉曲见意,绮丽精工;元好问说:“诗家总爱西昆体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;钱基博的“文学史”认为:“然商隐诗,属对律切而不害抑郁,造词丽缛而尽有寄托”。郭预衡主编的《中国文学简史》将李诗归纳为三大特点:(1)、深于寄托,巧于比兴;(2)、用典精工、巧妙;(3)、语言凝练,蕴涵丰富,造境新颖。此书还说,李商隐的诗歌,有“广泛的师承”,他“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自屈原,他诗旨遥深、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也有相通之处。杜(甫)诗忧国伤时的精神、沉郁顿挫的风格、齐梁诗的精工侬丽、李贺诗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。他的一些长篇古体,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。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、纯用白描,脱胎于六朝民歌。他善熔百家,故能自成一体。”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,尤其是七律。他继承了杜甫诗的锤炼谨严、齐梁诗的浓艳、李贺诗的幻想象征,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,“为芳草以怨王孙,借美人以喻君子”。在用典上,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,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,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,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,被称为“包蕴密致”(葛立方《韵语秋阳》卷2)。他爱情诗中还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,点染意境气氛,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象的本领。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的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。所以他的诗歌对晚唐韩幄、唐彦谦,北宋西昆派、王安石、黄庭坚,南宋李清照,直到清代黄景仁、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自珍等都有过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;唐宋的婉约派词人、元明清的爱情戏曲作家,也都不断从他这儿学习到许多东西。

但是,杜牧的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。他的诗歌能够融合前人所长,将忧国忧民的怀抱与伤春愁别的情思交织在一起,形成“雄姿英发”的特色,在俊爽峭健中有风华绮靡之致。中唐以后,古体衰微,而他的古体受杜甫、韩愈的影响,题材广阔,议论纵横,笔力劲峭。他的七律成就较高,善以拗峭之笔见俊爽之致。他的七言绝句成就最高,题材风格多样,词采清丽,画面鲜明,风调悠扬,有些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,且多名篇,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。如《赤壁》议论精警,自出手眼;《泊秦淮》案而不断,含蓄隽永;也有的白描口语,而富有诗情画意,如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等。他的其它名作如《山行》(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)、《江南春》(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)、《清明》(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遥指杏花村”)、《秋夕》(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街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),等等,意境清新、文笔优美,佳句如泻珠玑,流传千古,为人们所热爱。钱基博在其《中国文学史》中分析道:“(杜)牧之诗与白居易同出杜甫,特(白)居易为(杜)甫之浩浩,而出以浅切,令人易晓;(杜)牧则为(杜)甫之浩浩,而得其瞻丽,令人爱读;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。(白)居易才大而繁不制,(杜)牧则风华而骨不植。元稹情隐而文泽,(杜)牧则辞达而旨浮。而思不窥深,骨未造坚,三人者同病而同蔽。”“诗出杜甫,得其风调而逊其沉郁;文开苏轼,有其疏快而无其警切。”“晚唐学韩(愈)文而得其雄直者,杜牧也。”“杜牧开苏轼。”“于时,诗多柔靡,语尚矜谏,而(杜)牧干之以风力,抒之以豪荡。”“华而有风,抑扬爽朗。”这些评价还算比较客观。杜牧的散文在中晚唐也卓然成家,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,辟透剀切;《四库全书总目》(卷151)称之为“纵横奥衍”,笔力劲健,包括《阿房宫赋》这样的名篇。

我们从作品的题材、体裁、风格来分析。相对而言,杜牧长于现实主义、咏史、抒情写景等,以及个别写狎妓饮酒但还算比较清新、健康之篇什;李商隐则长于述怀、爱情等佳作。杜牧长于古体诗、七律诗、七绝诗、散文、赋、古文等;李商隐则长于五绝诗、七绝诗、尤其是七律诗,但散文、古体诗略为逊色,如早期的五古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学杜甫、五古《海上谣》学李贺、七古《韩碑》学韩愈,风格不大统一,成就也不够高。杜牧的作品清丽、优美、朴实、俊爽、鲜明,李商隐的作品绮丽精工、“深情绵邈”,婉曲见意。钱基博写道:“李商隐与(杜)牧之同时,亦称李杜。然牧同李之顿挫,而逊其沉郁;李有牧之圆润,而无其爽健。”也许李商隐在近体诗创作上的技巧、手法更纯熟、精湛,但杜牧的题材、体裁、风格可能更广泛、全面,清代洪亮吉也说他“文不同韩、柳,诗不同元、白,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”(《北江诗话》)。从他们的代表作来比较,杜牧主要是靠《山行》、《江南春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秋夕》、《赤壁》、《泊秦淮》、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、《乌江亭》、《过华清宫》、《遣怀》、《赠别》等七言绝句,《河湟》、《早雁》等七言律诗,《感怀》、《郡斋独酌》等五言古体诗,以及《阿房宫赋》这样的赋体文,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坛的地位;李商隐则是以七言律诗《无题》(多首)、《锦瑟》、五言绝句《登乐游原》、七言绝句《贾生》与《夜雨寄北》、《嫦娥》等而流芳百世。似乎杜牧的名作比李商隐还略多几篇。甚至全祖望还称誉杜牧为“唐长庆后第一人”(《杜牧之论》)。

两位大诗人的创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,白璧微瑕,势所难免。前面说,“然牧同李之顿挫,而逊其沉郁;李有牧之圆润,而无其爽健”(钱基博)。杜牧没有李商隐的沉郁,李商隐则缺少杜牧的爽健。杜牧在清新、朴实、全面之余,也有个别诗歌粗疏、深拗,“风华而骨不植”、“辞达而旨浮”、“思不窥深,骨未造坚”、“然有才调而无骨力,气不如(杜)甫之沉,骨不如杜(甫)之坚,所以丽而不雄,朗而伤易”(钱基博),艺术形式不够精湛。他又以华丽辞藻写颓放糜烂之生活,这种创作实践与其“不务奇丽,不涉习俗”的理论主张自相矛盾。相反,李商隐的诗歌又过于做作、曲折,在用典上求之太深、用之过多,故弄玄虚,倒是以典害意,显得部分作品浓而不化,晦涩难懂。另外,他的题材有限、视野狭隘、缺乏政教、格调不高,虽技艺手法高明,“寄意幽微深远”,毕竟在思想内容、社会意义上不如杜牧。抒情、描绘是他的长项,但他不擅长议理、叙事。杜牧抒情、描绘并不逊色于他多少,而议理、叙事还胜过他几许。

正因为杜牧、李商隐两人的作品各有千秋,水平在伯仲之间,所以其传诵至今、家喻户晓的名作,在数量与反响上也是难分高低。就以笔者手头所有的各种选本为据,著名的蘅塘退士所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,收杜牧诗9首、李商隐诗22首;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所编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,收杜牧诗13首、李商隐诗15首;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自己编写的《唐诗今译集》(译者大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、诗人、唐诗研究专家、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、资深文学编辑等等),收杜牧诗9首、李商隐21首;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唐诗鉴赏词典》(鉴赏者大都是唐诗研究专家、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、资深文学编辑等等),收杜牧、李商隐诗也都有数十首。在几乎所有唐诗选本中,他们的作品数量均不相上下,仅次于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少数作者。他们都是唐朝、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为数有限的诗歌巨匠之一,所以才被后人并驾齐驱地称为“小李杜”。

总之,不管是从其人的思想、行为、社会影响、历史地位,还是从其文的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创作成绩、整体水平来对比,杜牧与李商隐都是不相上下,即使不好于他也不会差于他。只能说他们的风格不同、追求各异,各自有长短。

对于中外历史上像杜牧、李商隐这样数量并不多的大作家,要分出他们孰高孰低、孰优孰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;倒是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分析,比较他们各自的优点、不足,他们的特点与共性,包括其人其文,很值得着手。
  • guest5239252
  • 发表于:2015/6/2 9:30:34
  • 来自:湖南
  1. 沙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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